【金饭碗】38×38 纸本水墨｜河夫作品
有宋一代的太学生，卷起来连朝廷都怕。
注意，这里说的是“太学生”，即隋唐开始至明清，在朝廷设立的国子监就读的学生，入读，即等于进入第二梯队，捧上了金饭碗。
卷，并不是说太学生之间的竞争很激烈，而是他们为了表达诉求，敢于发“卷堂文”给朝廷脸色看。
卷堂文，也作捲堂文，翻译过来就是罢学宣言。
有宋一代，太学生们发过多少卷堂文，没考证过。但相信最经典的，就是南宋理宗淳祐四年九月的这一篇（先上原文，不看可跳过，后面有解释）：
引用
天之将丧斯文，实系兴衰之运，士亦何负于国，遽罹斥逐之辜。静言思之，良可丑也。慨祖宗之立国，广学校以储才，非惟衍丰芑以遗后人，抑亦隆汉都而尊国士。肆惟皇上，克广前猷，炳炳宸奎，釐为四学，戋戋束帛，例及诸生。蒙教育以如天，恨补报之无地，但思粉骨，宁畏触鳞。尽言安石之奸，共惜元城之去，实惟公议，不利小人。始阴讽其三缄，终尽打于一纲，不任其咎，咎归于君，是诚何心，空人之国。昔郑侨且谓毁校不可，而李斯尚知逐客为非，彼既便已行之，吾亦何颜居此。厄哉吾道，告尔同盟，无见义而不为，当行已而有耻。苟为饱暖忍贪周粟之羞，相与携持毋蹈秦坑之惨。斯言既出，明日遂行。（《宋史纪事本末·卷九十六·史嵩之起复》）
宋理宗治下的太学生到底在卷什么？
长话短说，他们希望右丞相史嵩之下台。
史嵩之，宁波人，前权相史弥远的侄子。史弥远据相位二十六年，“擅权用事，排斥异己，贪污中饱”，早就引起朝野不满，可他罢相七年后，侄子史嵩之又因联蒙灭金有功，于嘉熙三年(1239)正月被宋理宗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掌军机大权（《宋史记事本末·卷九十六》）。平心而论，史嵩之虽是进士出身，军事上颇有一套，他任统帅期间对蒙古的几场战争，也都可圈可点。问题是，权力就像一个魔咒，史嵩之当丞相后，很快又跟他叔史弥远一样，独断专权，惹来抗议声一片。
对于大宋的臣民来说，皇帝可以永远赵下去，可下了一个史丞相，没几年又来一个史丞相，且德性一样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于是，朝臣针对史嵩之的弹骇从没停过，太学生们也“欲趣其归”，希望他赶紧滚蛋。
宋理宗却离不开史嵩之，不管朝野怎么呼吁，朕自岿然不动。
这样就到了淳祐四年(1244)九月，史嵩之父史弥忠死了，按“以孝治国”的惯例，史嵩之必须离职守丧（二十七个月），所有人都以为，这下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坨史了，没想到，宋理宗却下旨免除史嵩之守丧之期，将他召回复职（此举称为“夺情起复”，后来明朝首辅张居正也出过这事）。
旨意一下，朝野傻眼，“中外莫敢言”。太学里积压已久的怒气被引爆，“于是太学生黄恺伯、金九万、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叩阍上书”，144位太学生联名上书，恳请理宗收回成命。
上书全文近两千字，论古及今，引经据典，直言“夺情起复”的危害性，直斥史嵩之不孝，“视父死如路人”，并指斥他：
引用
心术回邪，踪迹诡秘。曩者开督府，以和议惰将士心，以厚赀窃宰相位，罗天下之小人为之私党，夺天下之利权归之私室，蓄谋积虑，险不可测，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，在朝廷一岁则贻一岁之忧，万口一辞，惟恐其去之不速也。
心术不正，所干尽不可告人之事。之前力主跟蒙古议和，导致士气懈怠。又窃据丞相之位，结党营私，是个野心家、阴谋家，在位一日，祸国一日，朝野之间舆论一致，恨不得他早点下台。
除了太学生，还有“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，京学生刘时举、王元野、黄道等九十四人”也联名上书，请罢了奸臣史嵩之，如此才是国之大幸。
可是，这些上书递上去后，皆如石沉大海。太学生们更怒了，索性在太学走廊贴出告示：“丞相朝入，诸生夕出。”史嵩之早上回朝廷，我们下午就走。反正就是跟他不共戴天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
闹到这一步，皇帝急不急不知道，有官员急了，“时范锺、刘伯正暂领相事，恶京学生言事，谓皆游士鼓倡之，讽京伊赵与筹逐游士”。暂摄相事的两位大臣范锺、刘伯正，认为临安的太学生妄议朝政，闹到如此地步，成何体统，而这一切，都是外地太学生在带头煽动，只要将外地太学生赶走，临安本地的太学生就不敢再闹了。于是，命临安知府赵与筹将外地太学生全部赶出临安。
赶出临安，就等于剥夺了学籍。太学生们得知，再次联合起来，公开发布卷堂文，然后“辞先圣以出”，就是向孔子像告别，罢学离校。
这篇卷堂文，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一篇。全文很长，主要是说朝廷如此驱赶外地学生，斯文扫地，是国运将衰之预兆。本朝太祖珍惜人才，尊重文士，是为国家命运着想。我们感念国家教育之恩如天大，报国无门，常思粉身碎骨也要为国尽忠，就算触犯朝廷禁忌也在所不辞。之前，我们联名弹劾史嵩之，都是出于公义，而不是为了私利。可是，现在驱赶太学生的官员，在史嵩之专权时三缄其口，却对太学生一网打尽，实是祸国殃民之举。
还举了两个着名的史例：“昔郑侨且谓毁校不可，李斯尚知逐客为非。彼既便己行之，吾亦何颜居此。”
郑侨即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大夫子产，让他青史留名之事，即“子产不毁乡校”，见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。乡校即地方上的学校，春秋时期也是开放的公共场所。子产执政时，郑国百姓喜欢聚集在乡校里面议论朝政。大夫然明忧心忡忡，怕产生不稳定因素，建议把各地乡校拆了。子产反对，说就让百姓在那里议论朝政又能咋样，他们赞成的，我们继续执行；他们批评的，我们就改正。百姓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议政。
至于“李斯尚知逐客为非”，大家都很熟，说的是着名的《谏逐客书》，李斯作为秦政的始作俑者之一，都知道逐客对秦国有害无益，临安知府等官员大规模驱逐外地太学生，还想不想大宋复兴了？他们既然好意思这么干，我们留在这里也无地自容，要走都走。
接下来几句，是对所有同学说的，是整篇卷堂文中最熠熠生辉之处：
引用
厄哉吾道，告尔同盟，勿见义而不为，当行己之有耻。莫为饱暖，而贪周粟之羞；相与扶持，毋蹈秦坑之惨。
圣人之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忠告选择留下来的同学们，要见义勇为，要做扪心无愧之事，不要为了吃皇粮而苟且偷生，只有抱团取暖，才能避免被集体坑害。
“莫为饱暖，而贪周粟之羞；相与扶持，毋蹈秦坑之惨。”掷地有声，足以让古今每个知耻者破防。
卷堂文发出，太学生们第二天即离开太学，临安府也真的把外地太学生的学籍全取消了。
太学生们在行动，朝廷官员在弹压，但也有开明派官员站在太学生一边。最有代表性的，是将作监（负责京城、宫殿等土木工程的官员）徐元杰。当临安知府驱逐外地太学生时，刚好轮到徐元杰向皇帝奏对，他趁机上疏，直言理宗“出命太轻”，就是让史嵩之起复的决定太草率，导致舆论失控。然后他又提到，“今观学校之书，使人感叹”，太学生们及反对起复的大臣，都是“特为陛下爱惜民彝，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”，为君为国，为大臣名声，出发点是好的。
“疏出，朝野传颂，帝亦察其忠亮。”徐元杰的上疏一传开，朝野点赞，宋理宗也明白他是出于一片忠心，所以对他疏中“陛下乌得而不悔悟”的冒犯之语，也不作计较。只是，对史嵩之，依然坚持起复。
一个多月后，徐元杰再次上疏说，史嵩之起复一事，舆论继续还在发酵，特别是太学，建议陛下让他自己找个人顶他，给个台阶下。宋理宗承认：“学校虽是正论，但言之太甚。”太学生们发表的意见虽然正确、合理，但做的太过分了。徐元杰说：“正论乃国家元气，今正论犹在学校，要当保养一线之脉。”敢于发表“正论”，是国家元气之所在，现在太学里还有“正论”，难能可贵，要加以鼓励，才能保住国家的一线元气。
按《续资治通鉴》所载，徐元杰说完这句，见理宗还不下决心，“又乞引去”，如果陛下不改正，这官我也不想当了。这时理宗说：“经筵正赖卿规益，以何事而引去？”
那哪行，经筵还需要你来讲课呢。
经筵，为帝王讲经论史而设的御前讲席。看来，宋理宗虽然倚重权奸，但对徐元杰这样的耿直之臣，不但能容忍，还需要他去讲课……
徐元杰之外，还有其他大臣也一直在努力让理宗收回成命。最后，史嵩之本人也知道众怒难犯，主动上疏请求终止起复，理宗也批了。
这一次起复风波，终以包括太学生在内的反史派的胜利告一段落。
但是，半年后，风波再起。
本来，史嵩之去后，宋理宗重新起用了一批反史老臣，并让声望不错的大臣杜范顶了史嵩之的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。
可是，按《续资治通鉴》载，“时杜范入相，八十日卒，汉弼、元杰相继暴亡。时谓诸公皆中毒，堂食无敢下箸者。”
杜范当了八十天丞相就死了；接着，徐元杰、还有原来反史派大臣刘汉弼也相继暴亡。更诡异的是，史嵩之侄子史璟卿，觉得伯父太过分，上书表示反对，没多久，史璟卿也“暴卒”。这一切，不可能都是巧合，朝野间传言，这几位都是中毒死的，而且是史嵩之命人下的毒。传言最烈的时候，大臣们上朝后在政事堂的餐厅用餐，都没人敢动筷子。
太学生们又沸腾起来，再次联名上书：“昔小人倾君子者，不过使之死于蛮烟瘴雨之乡；今蛮烟瘴雨，不在岭外而在朝廷。”历史上奸臣陷害忠臣，不过将他们发配蛮荒之地，让他们死于瘴气毒烟；没想到大宋的瘴气毒烟，不在蛮荒之地，而在朝堂之上。
这话说的也够狠的。虽然只有怀疑，没有证据，民情汹涌，宋理宗也不得不下旨让临安府审理此案。当然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到了淳祐六年十二月，史嵩之二十七个月服丧期满，宋理宗又有起用之意。刚一动议，几位御史、翰林立即联名上疏抗议，最后理宗没辙，只好下诏让史嵩之正式退休。
此后，南宋的太学生们从没停止过对朝廷的批评，直至蒙古灭宋，这种传统还一直保留下来。
有宋一代的太学生们，为什么能够如此有骨气、有担当？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昨晚写完此文，横竖睡不着，翻开宋史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来，原来，“太”虽通“大”，但下面毕竟还是多了一点。